外来文化对汉代艺术的影响
杨孝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秦汉时代，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但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外来文化也给本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它是怎样影响汉代的呢？以及怎样影响汉画像石的呢？是如何融入汉画像石的呢？目前，随着研究文章不断深入，对于外来文化及其发展源流和影响等问题的探讨已有了很大进展，并有很多精彩论述，如林梅村的《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滕固的《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考察》、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和《入山与出塞》，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等。但对于外来文化怎样影响到汉画像石还有待深入，而这一领域也是探讨汉画像石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这种探讨有助于填补从外来文化到本土文化和汉代画像之间的历史信息空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在秦政权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力雄厚、版图空前的汉朝。汉王朝经过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成为仓廪丰实、政兴人和的强大王国。汉武帝时期，凭借王朝的武力与臣子坚韧不拨的毅力，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得以凿通，汉朝的威名远飘四海．东方的汉朝（前206—公元220）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前27—公元476)堪称伯仲，雄霸着地球的东西方。
在汉代有几种途径传播外来文化。1、张骞通西域，2、丝绸之路，3、班超经营西域。林梅村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定在公元前114年就是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开端。 作为外交使者，张骞的两次中亚之行都未达到出使目的，但作为地理探险家，张骞的中亚之行有划时代意义，正由于张骞的中亚探险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使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在中亚直接相遇。随后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迅速向西传播，直达罗马帝国。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在“丝绸之路”开通前，早已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天然大道，那就是途经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中写道：汉代“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其时代风气，充满着一种奢侈、猎奇以及寻求一种新的刺激，《后汉书•五行志》中写：“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其奢侈之风在《后汉书》卷10《桓帝梁皇后纪》中都有详细报道。“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备前世。”从而为外来文化（主要是指与中、西亚、古希腊罗马进行经济贸易活动时所触及的各国文化）打开了方便大门。时过境迁，而这些外来文化便昙花一现，很快消失或被强大的传统文化所融合，成为其一部分。
首先，咱们先看一看被列为9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两个金带扣，其图像均为一熊一虎爬在一匹马身上撕咬，虎咬着马颈，而马垂死挣扎，前两腿跪着，后半身扭转向上，被熊按着与咬着。金带扣图案的上、右、下三边分别又刻着八个鹰头形象。表现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显示出一种力量的抗争。同为西汉早期的，还有50年代于广州郊区的南越国官吏，墓中也发现有6件动物纹牌饰。现在统计在广州共出土19件，动物纹样有三种类型：其一是二羊交缠，二羊左右背向卧状，躯体下半部向上翻转。其二是一龙二龟相互交缠。其三是二钩喙怪兽纹，怪兽形体似马，嘴呈钩形鹰喙状。二怪兽左右背向卧状，后半躯向上翻转。另外，在河北平山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国墓，出土有金银错“老虎嘘鹿”屏风座。西丰的两叉沟与内蒙古的西河畔、阿鲁柴登、玉隆太、速机沟和瓦尔吐沟等地也都出现这种艺术，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其动物形象多为双牛、双羊、双马、双驼、犬鹿、鹰虎等，为相斗撕咬状。
关于这种动物相互撕咬、搏斗的主题与后半躯翻转向上的艺术形式，考古学与美术史称之为动物意匠（animalstyle）的艺术、或称之为铜牌艺术、动物风格、动物纹饰。这种动物意匠，属古代欧亚草原民族的风格，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观点、情感和信仰。希腊与中国在远古时代是遥逞相隔的两个文明地区，生活在西亚、中亚地区的各民族是这两个地区相联系，相沟通的传递者。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在我国北方边界西伯利亚大草原地区，早已居住着一批文化程度颇高的游牧民族，称为“西西安人”（Scythian)，希腊文称“斯基泰人”（Skythen)，我国古籍上称为“塞族人”，“塞种人”、“塞人”，这批北方大草原游牧民族，一直就在欧亚大陆几个古老文明的国家（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之间往来。从中国甘肃——中亚沙漠地带——俄罗斯东南部——西亚两河流域——地中海南岸的之间贸易道路早在张骞凿空之前就以存在，称为“玉道”、“草原之路”、“毛皮之路”、“丝绸之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就通过春秋时代的早期丝路传入中原。他们又以独特的游牧方式，用经济贸易的交往方式，穿过辽阔的、没有国界的草原谷地，把中国、印度、波斯、希腊四个文化圈连接起来。
斯坦因在楼兰遗址汉墓发现的毛织物，其图案既有希腊罗马式“ 赫密士”（Hermes）的头部，又连有一匹有翼的马。法国探险家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无论是本地制造或是从极西的中亚输入，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力量显著的说明。”1983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境巩乃斯河岸出土的战国时代“对翼首铜环”，翼首双角，有鬣毛，双翼扬起，与阿姆河下游发现的公元前四—五世纪的金环以及古波斯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可看出文化传递的演变过程。（6）在古希腊罗马艺术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波斯）艺术已经来临到中国的门槛时，中国人是拒之于门外，还是热烈欢迎，兼容改造呢？我想后者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汉画像石的某些动物形象也来自于斯基泰民族或通过的中介而从古希腊、西亚传到中国来，譬如山东、徐州、河南汉画像石中比翼头鸟（既共命鸟）为斯基泰民族所喜爱，其原形为西亚的双头鹫。值得注意的是羽人形象，疑为斯基泰民族的产物，或通过他们的中介而把古希腊、罗马的有翼天使引进来。剪伯赞在《秦汉史》中论述武氏祠时，就认为前室第二石、第十三石、后室第一石、第二石、第三石一二两层、第四石、第五石有可能古希腊、罗马有关。“像这样的画像，特别是有翼的天使之出现，显然不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而是希腊、罗马的艺术在中国之变体，那些有翼的天使，可能就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受了变化以后的形象。”剪伯赞先生进而指出“天马、灵犀、狮子、三足乌、傅翼虎、一足牛、比翼双头鸟之类均为外来的图案。”
由于外来新题材的增加而使两汉时期的石雕与图像大大丰富起来，进而使动物纹的题材与造型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尽管有了变化，仍然能使我们一眼就看出它们的外来色彩与造型风格、审美品味与中原地区的差异。存在于画像石、石雕中的有翼兽是来源于安息、天禄、辟邪和斯基泰民族流行的鹰头兽有着相似之处，同时它又糅合了安息艺术中的有翼兽的形象。
羽翼图像的出现。随着考古不断发掘，陵墓中的壁画、饰件等，已发现的羽翼图像与这一批画像石中的羽翼图像，都与外来文化影响有关。在与各地大量羽翼图像相对照，年代上较为接近汉代羽人与翼兽的造型风格与形式除有本民族特色外，明显的是受到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所致。这是因为汉代乃至以前，中国始终就保持着对西域开放，与西域相接触，进行贸易交易与政治交往，以及风土人情相考察，余太山在《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也谈到“甘英西使的主要成果是丰富了汉人关于西方世界的见闻”。《后汉书 •西域传》 “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在此同时，彼此之间的文化与文明就会自然地影响与传播，羽翼图像是有着浓厚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它之所以能被当时中国人接受下来，当然还离不开当时的时代风气与强烈的神话，仙话等神仙思想的传播。
其次，双头鹫的形象。在征集“大禹治水”这一批汉画像石中的某些动物形象也来自于斯基泰民族或通过中介而从古希腊、西亚传到中国来，譬如双头鸟（既共命鸟）为斯基泰民族所喜爱，“其原形为西亚的双头鹫，也就是斯基泰民族流行的鹰头兽。”（15）据“日本学者宫治昭考证，双头鹫的形象应是起源于西亚，而为斯基泰系的民族所喜爱。”金申：《谈共命鸟》，双头鹫究竟为何物？孙培良在《斯基泰贸易之路与中亚古代的传说》一文中说：“斯基泰所流行的装饰艺术为鹰格里芬。”格里芬在南欧－西亚－中亚艺术里常见，是守卫黄金的看护神。这些格里芬的形象大多以鹰形出现，有的长着狮爪，跟狮形鹰爪而有翼的格里芬不大一样。较早的格里芬就像九凤，句芒那样是鹰鹫形。“格里芬在西方艺术中有悠久的历史。鸟头格里芬早在史前时期（公元前3300年以前）已出现在埃及，波斯艺术有狮格立芬，古希腊艺术有鹰格里芬。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格里芬已在斯基泰成为流行的装饰艺术。”因此，在画像石中出现的双头鹫，就造型而言，实在是格里芬的变体。具有”驱逐妖邪，莫不奔走，是极厉害的神兽。”于殿利、郑殿华在《巴比伦古文化探研》中写道 “神鹰象征着久旱的喜雨，其展开的双翼能遮蔽天空”它能制服旱兽、祝祷丰饶。
另外，在这一批画像石中出现的鹰与虎、龙与虎搏咬的画面，“在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墓葬中，也大量发现有与此风格相近的动物搏咬场面，（鹰与虎、龙与虎的搏咬）┉┉曾发现大量古代匈奴的小件青铜器，其中就有鹰与虎的搏斗。这种动物相互搏咬的主题与后半躯转向上的艺术形式，考古学与美术史均称之为动物纹饰。”（21）
图像中的翼虎，又为“古印度的传统艺术母题”，例如在印度北方邦马图拉（Mathura）就发现过公元2世纪贵霜时期（Kushana period）的翼虎石刻。（23） “而从蒙古高原、鄂尔多斯（Ordos）到安阳，却有大量风格鲜明的“动物纹饰”。”（24）种种迹象表明由于外来新题材的增加而使两汉时期的石雕与图像大大丰富起来，进而使动物纹的题材与造型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尽管有了变化，仍然能使我们一眼就看出它们的外来色彩与造型风格、审美品味与中原地区的差异。
总而言之，羽化艺术是有着浓厚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它之所以能被当时中国人接受下来，当然还离不开当时的时代风气与强烈的神话，仙话等神仙思想的传播，另外在中国南方还遗存了鸟的图腾崇拜的宗教基础。从而为外来文化（主要是指与中、西亚、古希腊罗马进行经济贸易活动时所触及的各国文化）打开了方便大门。时过境迁，而这些外来文化便昙花一现，很快消失或被强大的传统文化所融合，成为其一部分。随着民族的大迁移，新时期的贸易交往，新的一轮文化交流又开始了。但是很遗憾的是，羽人形象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这是因为以后人们对神仙形象的认识与想象已趋于世俗化，现实性因素增多，人妄想成仙也就不在需经过“体生毛，臂变翼”式那套动物化变异过程。
徐州汉画像石的画像题材中表现西域文化的图象内容似乎更多一些。
杨孝军，1969年生于江苏徐州。现为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副馆长，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博专家，中国汉画学会理事，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汉代物质文化和汉画像石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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